很喜歡的一篇銀英同人文字。分享與有興趣的人。
聽著作者娓娓道來這紀念日手札,恍如同田中大神之筆觸一般,再憶銀英的各個人物。
6月1日,楊威利紀念日。
這一天真的能夠成為紀念日嗎?
在帝國的歷史上,楊威利是一個不可抹煞的存在。然而長期以來,他帶給我們這些研究歷史的人的,是深深的困惑。或者說,某一方面的印象太過強烈,以至於無法在整體上進行把握,而又不能準確地說出,這「某一方面」究竟是什麼。
一位同行這樣說,戰爭和戰術是沒有紀念意義的,制度和政體也是如此,那麼,從那名為「楊威利」的存在中抽除「用兵天才」和「對民主的忠誠」,還有什麼?
思想者。
前往海尼森的途中,我在看一套新出版的《楊威利文集》(題為「文集」是文化商人的噱頭,不過儘管編纂粗糙,書中確實有許多極具價值的原始材料),越來越感覺到一個作為思想者的楊威利。存在了三百年的自由行星同盟必有其存在的價值,而當這三百年要總結自己的價值時,就誕生了楊威利,像他這樣的人是注定要為時代負重的,他等於是把一個時代的全部重任,放入了自己的胸懷。
如果他有這樣的自覺,他是一個偉人;如果沒有,他就是一個聖人。
原打算趕往海尼森參加悼念楊提督的活動,可是因故推遲了行期。6月1日這一天我是在船上度過的。
到達海尼森後,拜訪了楊提督夫人──菲列特利加‧G‧楊。並向楊提督的陵墓獻了花。剛剛結束的悼念活動,在墓前留下了數以千萬計的花束。
我留意看了花束上附帶的獻辭,那大概是我看到過的最感人的一些文字。
「即使自由只是一種夢想,」一束純白的天堂鳥這樣說,「也是一種失去它人類就無法生存的夢想。」
一束淡紫色的槿蘭這樣說:「就算您去世了一千年,您也在我們前面。」
還有,「為真理而死,難;為真理而生,更難。」
「那樣真摯高尚的一代信徒已經死去,他們會緬懷自己的不幸,卻沒有怨恨。」
「沉重的悲哀、渾沌的驕傲、英勇的努力,為了重新締造一個世界、一種道德、一種信仰而感到的沮喪,這就是我們過去的歷史。」
……
彷彿無數的聲音,在看不見的導師面前,無聲地表達著,也許不無誤讀和和曲解,卻是真正發自內心的聲音。我覺得,人們在這裡哀悼的,不僅僅是那個被稱作「奇蹟」和「魔術」的人,也是已經消亡的自由行星同盟。
不知為何,我卻想起了楊提督夫人。
我覺得,楊夫人本人,也許更希望楊提督有的是一座小小的普通的墓園,可以讓她隨時坐在他身邊回憶和訴說,但是她不能。
據說,在巴拉特自治政府機構中,楊提督的畫像與亞雷‧海尼森的畫像並列,我相信這不符合楊提督的意思,甚至不是楊夫人的真正意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義務」,正如希爾德陛下力排眾議,甚至違背了萊因哈特陛下本人的遺願,將陛下安葬在首都費沙,並修建了宏偉壯麗的皇陵。希爾德陛下說,「作為開國的君主,是有義務成為神的。」
我想起希爾德陛下,修長優雅的身影映在落地的玻璃窗上,已經留長的金髮莊嚴地盤在頭頂,那不是人們熟悉的希爾德陛下,但往後人們必定要熟悉這樣的希爾德陛下,站在整個銀河系最高處的非凡的女性。
每一個人都可以清楚地感覺到,萊因哈特陛下去世後,有一種內在的東西正從希爾德陛下身上煥發出來,雖然她初為人母的溫柔和圓融已經被執政者的冷峻內斂所代替,但其中仍洋溢著女性的溫暖、睿智和明察,以及一種柔韌的力量,彷彿無聲的火。
不同於希爾德陛下,楊夫人儘管看上去那樣堅強、開朗和充滿活力,我仍感到在她裡面有些東西已經被摧毀了,或者說隨著楊提督而去了。她的火已經熄了。回想起楊夫人明媚安詳的笑容,我卻覺得其中有一層寂寞的隱約的陰影。
恍然一驚,收回開始零亂的思緒,我在包花的玻璃紙上匆匆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有史以來,思想者永遠是少數,也永遠不會真正幸福,但如果沒有他們,人類也許會顯得更渺小,更不幸。」 突如其來的感想,沒有來得及推敲,就這樣裹著一束亞得裡亞石葵,放在楊提督墓前。
父親有一次談到過自由行星同盟,他說,只有站在民主的立場上,才有資格批評民主。
同樣,只有站在民主的立場上,才有資格評論楊威利這個人。
不,我並不想評論楊提督或民主制度,我只是想和他談一談,不知為什麼非常想和他好好地交換一下意見,就像古代那些思想者一樣,為爭論而爭論,為思考而思考。海尼森國賓館內綠樹成蔭,我有些不成體統地躺在樹下一條長凳上,恍惚記得在某本傳記中看到楊提督也常常這樣做。正在這時,看見一張年輕英俊的臉,俯看著我。
一個海尼森紀念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不知怎麼,和我聊起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開明專制和民主政治的優劣。我並不喜歡爭論,真正的觀點和理念是不會強加於人,也不可能被人強加的。但這年輕的學生卻激動起來,
「可是,楊提督說過,權利的過於集中必然導致掌權者的腐敗墮落,這樣的變化只有早晚之分,絕無不來之理。所以,我們不把權力和希望交給像萊因哈特大帝這樣幾個世紀才出現一個的天才,而是由凡人集團不斷地藉著試行錯誤去尋找更好的辦法,產生更好的結果。這是一條由亞雷‧海尼森選擇,而楊提督接過火炬的長征。」
我驚訝於這孩子的思考深度,但是,我說:「掌權者的腐化墮落是一個道德層面的問題,而道德應該是避免用來作歷史評論及執政標準的。無論是國家的興衰成敗,還是制度的相互替代,都有更深層的技術上的原因,當時看來再不合理的事情,放寬歷史的眼界,拉扯上前因後果,總還是必然的。」
「那麼,不要道德評價了嗎?」
「當然不是,」我笑起來──好銳利的孩子,「但是道德不能解釋歷史。道德是另一種事情,在某種意義上,道德是專斷的,是最高權威,一旦把某件事用道德來判斷了,則對這件事的討論應該就此打住,因為道德是沒有商量餘地的。」
「那麼我們回到剛才的地方,您說再不合理的事情也是必然的。可是,楊提督說過,如果在銀河聯邦的末期,人們沒有對政治厭倦;如果人們注意到,給予一個人無限的權威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人類應該可以用較少的犧牲和負擔,更早實現比較中庸調和的政治體制,避免500年歪曲的歲月和幾千億人的不幸。」
「海尼森的年輕人,都像你這樣言必稱楊提督嗎?」
他的臉紅了,「啊,不,實際上,我……」
我便認真地說出我的想法,「我覺得,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應該檢討已發生的事件的前因後果,而不能輕易地說出『如果』這樣的詞,更不能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歷史可能有其他的發展,甚至產生理想的結果。從技術的角度看,當時的銀河聯邦,根本不可能對整個銀河系進行有效的管理,更談不上保障和紀律,事實和環境都需要一個大獨裁者,魯道夫大帝只是適逢其會。」
未來的歷史學家變了臉色,完全投入了爭論的角色中,「這麼說是不負責的,剝奪了一般人的政治權利,楊提督說過,侵害人民的權利只在人民本身,當人民把政權交給魯道夫之流的人時,責任確實在他們,他們責無旁貸……」
他的話不無道理,但我不能同意,「即使我們承認專制的產生是人民的選擇──雖然我並不承認這一點──也不能說那是人民的責任,否則,民主就會陷入一個悖論:民主強制要求人民不能選擇專制,這本身就是一種專制。」
他語塞,沉思著,慢慢地說:「我覺得哪裡不對,可是說不出來,有點像詭辯。」
我笑:「的確,其實這個問題我也不能很好地解釋。」
他並沒有笑,漂亮的深褐色的眼睛抬起來,看著某個地方,說:「對於你們帝國的學者,這也許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而我們,」一剎那,他的神色看起來那麼肅穆,「而我們,卻是和生命一樣重要的信念。如果民主制度注定要滅亡,我寧可和它一起去死。」
一剎那,從這年輕人的眼睛裡,我彷彿看見一個影子,傳說中的年輕的黑髮提督,安靜而智慧的臉──正是這突然浮現的形象,使我恍然認出了那和我交談的年輕學生──尤里安‧敏茲司令,楊提督的繼承人。
我們作了正式的自我介紹,握手。敏茲司令顯得很不好意思,「我一開始就認出了您,事實上,楊提督很敬仰令尊的學術造詣,他曾經說過──」看我忍俊不禁的表情,「言必稱楊提督」的他也笑起來,「楊提督曾說,帝國的歷史學界,真正做到客觀嚴謹的,只有路德維克‧馮‧瑪德蘭納伯爵一人。」
聽說楊提督提到父親的名字,不期然地,我覺得百感交集。如果那些關於楊提督的記載不錯,父親那樣的人生,應該正是楊提督羨慕而不得的人生,然而較之楊提督的經歷和功績,那又究竟算不算有意義的人生。
按照父親的標準,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楊提督無疑是不合格的,父親最為推崇古代一位已經無法考證姓名的歷史學家,傳說他曾作為將領攻打某城,數次無功而返,深以為恨。然而此人日後作史,提及此事,敘述周詳準確,讀者竟絲毫看不出他傾向哪一方。
「這種客觀嚴謹,才是萬世治史人的楷模。」父親這樣感慨。
我也曾這樣以為。
所以當我閱讀《楊威利文集》時,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指出,他對歷史的評價和觀點裡,個性化、情緒化的痕跡處處可見,根本談不上客觀和嚴謹,明顯地在為民主和自由主義辯護。但我又幾乎是直覺地明白,這是一部天才的傑作,它的生命力將遠遠超過父親那些客觀嚴謹、無懈可擊的作品。
也許,「歷史」這門學科並不喜歡客觀地研究它的人。在歷史中,真正得以保存的是主觀性、個人意志和強烈的個性。一個真正的歷史學者,只有當他的人格成功地撼動或折射他周圍的世界時,只有當他現實地為歷史增加了什麼時,他才會擁有讀者、思考者和理解者。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楊提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所以,我對敏茲司令說:「我們只是過眼雲煙,楊提督才會永垂不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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